1986年，梁思成先生85诞辰前夕，清华大学建筑系特约陈明达先生撰文纪念。不尚空谈的陈明达先生说：“现在急于表白自己是‘梁门弟子’的人比过去多了很多，而梁先生所梦寐萦怀的，还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因此，他的纪念文章不谈他与梁先生的私谊，而是借纪念业师之机回顾整理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创建历程，畅谈对学科未来的展望。

他重温梁思成先生早年所著《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着重指出当年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奠基中国建筑历史这一学科的治学目标“实际上是要探索出全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或叫‘营建学’）”，并总结道：“从这个学科的开创至今有半个世纪了，以往的成绩是丰硕的。但究竟是一个年幼的学科，从全部内容上看，完成的比重还很小。我们研究实物的成果大多限于对表面现象认识，而调查测绘积累资料的基础工作，几乎停顿。对古代著作的研究，则尚在解释文字、辨别名称。距离对实物要探讨工程艺术价值、历代作风手法，对古代著作要用现代图解释等要求，还存在很远的距离。”

之后，陈明达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要有一个我们本民族的建筑学，一个与西方建筑学不同的中国建筑理论体系。我们的问题是一直拿不出自己的理论传承来供我们的建筑师参考。仅仅提供或大屋顶或斗栱的图样，恐怕不济事，甚至适得其反。不是没有古代建筑学，只是年久失传，需要我们通过古代典籍和现存实例去重新发现。经过半个世纪两三代人的努力，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确实存在着一个与西方建筑学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体系。”

正是为了重新发现、确立“与西方建筑学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体系”，陈明达先生自1932年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至1997年逝世，潜心研习这门学问达65年之久，正可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皓首穷经，朝闻夕死而无怨无悔。

所谓“行万里路”。朱启钤先生创立中国营造学社之初，曾剖析我国古代历史重经典而轻工匠之弊病，倡议现代中国学术界应力图“沟通儒匠”，弥补这1000年缺憾。在这个思路下，陈明达追随刘敦桢先生、梁思成先生长年从事古建筑实地考察，即对照《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两部古代建筑典籍，广泛调查现存古建筑遗构，力求以现代科学理念对中国古代建筑所具有的科技水平与艺术趣味进行全面、客观的再认识。1932年~1945年间，中国营造学社先后在11个省共109个市县调查建筑遗构约2738处，陈明达参加了其中72个市县1500余处的调查工作，并着重测绘古建筑100余处，又对其中40余处建筑绘制了1∶50实测图，对20余处绘制了1∶20足尺模型图。这些工作，为日后的建筑历史研究积累了重要的基础资料，而对陈明达个人而言，其重要性在于各类建筑构件的名称开始与《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的专有名词有了直观的对照，注意到宋式建筑与明清建筑的差异，开始思考建筑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些关键环节。1949年后，陈明达又多次外出考察，甚至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也不忘就近寻访湖北、湖南的古建筑遗迹。总其一生，其足迹遍及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包括台湾），行程何止万里。以所踏查建筑遗存的时代划分，自晚清上溯周秦两汉，3000年的建筑沿革，莫不有闻必录。也正是在这万里旅途中，他以科学分类的方法，结合学科方向，最终把个人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唐宋木结构建筑，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古建筑之集大成的时代，也是承前启后、影响直抵明清的时期。他从百千建筑实例中筛选出最重要的实例，如五台山佛光寺、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义县奉国寺等，计划用二三十年的时间逐一进行专项研究。遗憾的是，因文革前后的非正常干扰，这个系列仅完成了两项，撰写出版了《应县木塔》、《蓟县独乐寺》两部实例分析类专著。

所谓“读万卷书”。陈明达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史、浏览子集，至五四新文化启蒙思潮，各类新学也广泛涉猎。入中国营造学社后，系统学习西方建筑历史与理论，结合中国建筑史研究，逐步把精力专注于宋代李诫所著《营造法式》。如果说，梁思成先生对他的影响主要在于对将缘自西方的“田野考察”方法应用于中国古建筑考察，刘敦桢先生则直接指导他在引进西方治学方法的同时，不偏废中国的朴学传统，并从中体会到“科学求实精神并不是西方人独有的，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重视的”。为此，在研习之初，陈明达先生将刘敦桢先生加有批注的34卷《营造法式》借来，逐字逐句地手抄一份，其中6卷图样也一丝不苟地临摹下来。在抄录过程中，遇有与刘敦桢批注意见不一致之处，一一勾画出来，参照其他古籍版本，与老师充分讨论磋商。日后，他又买了一部新版《营造法式》，专用于在书页的空白处添加读书心得。同时，比较另两部典籍《清工部工程做法》、《营造法原》，对专有名词进行系统分类、解释和对比，积累的读书卡片达2000余张。陈明达先生对原著的研读批注和积攒读书卡片，前后达40余年。

有了这40年博览群书而精读一部的经历，更参照大量的实例专项研究，陈明达先生于1981年将大半生的研究心得凝聚为一部专著——《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这部专著证明：至少在北宋时期，中国就已经存在一整套建立在以材份为模数的基础上的设计方法，“可以同时满足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的要求，适应当时不同规模、等级的建筑物的设计需要，并达到一定的标准化、规格化”。这一研究成果，被学界公认为是继梁思成、刘敦桢之后，建筑历史学科最重要的突破性研究成果。

所谓“皓首穷经”。垂暮之年的陈明达先生并不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认为解决了中国古代建筑在技术层面一些关键问题之后，下一步的工作可以致力于解析技术层面所蕴含的文化特质问题。为此，他重新研读《周礼》、《礼记》、《仪礼》等儒学经典。他在书中对上百处与建筑及城市规划相关的文字进行标注，但尚未来得及作更详细的阐释，便溘然长逝于1997年。

他对“三礼”究竟会作出什么样的建筑学阐释？这已成为不可知晓的谜团，但他皓首穷经的治学意图，却在临终前有一个明确的表达：

“应该有人视重建中国建筑学体系为己任……大家只知道建筑要日新月异，殊不知就是在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发源地之一的法国，也是把民族化当作现代化建设的组成部分的。”